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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青年时期的“北漂”生涯

时间:2015-01-18 责任编辑:84salon 点击:
  “北漂”,一个现代名词,也称北漂一族。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、非北京户口(即非传统上的北京人)、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们(包括外国人,外地人)。“北漂”人在来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的住所,搬来搬去的,给人漂浮不定的感觉,其自身也因诸多原因而不能对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,故此得名。按以上概念来套第一次到北京的毛泽东,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“北漂”人。
  
  足步:初尝“北漂”滋味
  
  毛泽东回忆第一次到北京的原因时说:“是夏(1918年6月,毛泽东一师毕业),我决定到北平--那时叫北京去。当时,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……在出国以前,这些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。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,在这一群留学生中,有许多是湖南(第一)师范学校的学生……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。”
  
  作为新民学会会务主持者毛泽东,第一次到北京是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。
  
  “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,所以一到就得找事。那时,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(昌济)在北京大学做教授。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。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,这人就是李大钊……李大钊给我工作做,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,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。”
  
  低收入--月薪八块大洋;低职务--图书馆佐理员,一天的工作是管理15种报纸;更有一个困苦,没有栖身之处,与现代“北漂”人没有什么两样。
  
  足印:豆腐池胡同15号借住在“板仓杨寓”
  
  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(现为9号),现在挂上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。这是一座两进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筑,形式是北京最普通的硬山合瓦顶,上面挂有“板仓杨寓”,大院门口也镶嵌的“毛泽东故居”的牌匾。
  
  现在,这座宅院当年的格局依然存在,但昔日那轩敞幽深和书香四溢的景象,已被拥挤不堪、凌乱无章和柴米油盐混合味和盆瓢锅碗交响曲所取代了。
  
  这里就是当年杨昌济的家,也是初入北京的毛泽东借住之处。当时,后院为杨昌济家眷住处,前院是杨本人与女儿杨开慧的起居之处。初入北京的毛泽东与蔡和森,就借住在前院南边一间客房里。
  
  不久,毛泽东、蔡和森出于与其他来京新民会会员联系的方便,经杨昌济的帮助,另觅了新的住处。虽搬离了,但毛泽东等在节假日里仍常到这里聚会,或聆听杨先生讲授哲学和伦理学,或一同议论国是。
  
  足印:吉安所东夹道7号租住在“一间小屋子”
  
  毛泽东他们的“新居”--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里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,现为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。这里有北房3间、东西耳房各1间、东房2间。吉安所又称吉祥所,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。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,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。
  
  毛泽东他们租住的是3间北房中的一间,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,是名副其实的“一间屋子半间炕”的小房。房间里的设备陈旧简陋:一个土炕紧贴南墙,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,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,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。为小油灯的弱光照遍房间,只能把它挂在墙角上。
  
  毛泽东、蔡和森、萧子升、陈昆甫、罗章龙等8人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:“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,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。每逢我要翻身,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。”
  
  足步:馍馍咸菜过日子住得狭窄,吃得更是糟糕
  
  据罗章龙回忆:“初始,大家在外吃饭,食费昂贵且不习惯,于是商议自行炊爨,各事所宜,无分劳逸,体弱及事得亦伴食无碍。尝因缺乏炊釜,乃以搪瓷面盆做锅。北京米贵难卖,经常以炒面调成糊,加葱花、盐末充食。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,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,虽饿亦无法下咽。房东是一满族少妇,人极腼腆,平日很少出门,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,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。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,觉得好笑,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。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候,也愿意帮忙,他说:‘我不要你们的工钱,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。'并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,每天为我们做饭,和我们一起吃馍馍、咸菜。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,出门时轮流着穿……入冬以后,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,夜则返寓围炉共话。那时生活很苦,大家从中得到锻炼,不以为苦,反以为乐……吉安所同人生活一直维持到1919年一二月间。这时,萧子升赴法,润之回湘去沪,我亦因参加北大学生会工作和其他学术团体活动而改寓他处。”
  
  足步:“我并不因此而丧气”
  
  一个“北漂”人,受冷遇是免不了的。
  
  有一次,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,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。胡适问旁边的人:“提问的是哪一个?”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,竟拒绝回答问题。
  
  “我的职位如此之低,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。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,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在这许多人名之中,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着名的领袖,是我十分景仰的人。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,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,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。”
  
  受冷遇后,自暴自弃还是自我奋起?
  
  “以眼还眼”还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?
  
  毛泽东的态度是:“我并不因此而丧气”,因为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围。报纸阅览室的楼上是校长蔡元培办公室,胡适、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毛泽东有机会向他们请教,尽管还要受到冷遇。除此之外,他“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,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。”
  
  所栖身的地方与北大很近,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,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。一个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,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。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,由杨昌济、梁漱溟、胡适、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,它的宗旨是“研究东西诸家哲学,渝启新知”。
  
  毛泽东曾回忆说:“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,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,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。”这不仅是“写景”,也是“抒情”:季处严寒,心遭冷遇的“北漂”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。这是一种人生的自信,也是一种自我心态的调整。
  
  毛泽东的谦虚态度和自身实力,让人们不得不由“冷”转“热”。就说胡适吧,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“至交”。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:“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,经过多次提问、接触,情况逐步变化了。”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《湘江评论》,在北京的胡适看过后,不仅撰文推介,而且赞赏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第二、三、四号发表的《民众大联合》,“眼光远大,议论也很痛快,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”。1920年,“胡适并对毛泽东呈送的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》很感兴趣。”
  
  足印:北大红楼第一次会见陈独秀
  
  现在沙滩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,当年曾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。这栋1918年建起的“工字楼”是北大当年的校部,第一层为图书馆,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,第三、四层为教室。本世纪初改为纪念馆时,复原了当年李大钊办公室、毛泽东工作过的报纸阅览室等。
  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日后,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,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,迈出“最要紧的一步”就在这间报纸阅览室里。因为日后创建中共的两个巨头--“南陈北李”就在这座楼上。报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,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。陈、李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,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军和核心人物,被人誉为“北大红楼两巨人”,“照古今”的“日月双星”。www.gs5000.cn
  
  在这里,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。当时,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《新青年》杂志拥有大批青年读者,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。1917年3月,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投向《新青年》。这篇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、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,陈将全文发表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。有了这种渊源,毛拜访陈也就没有障碍了,而毛的谦虚诚恳态度,又给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陈当时就夸奖说,你那文章写得好,特别是“盖天地惟动而已”这观点有创见。
  
  从此,毛与陈来往密切,也就有了日后两人在上海的多次见面,也就有了陈委托毛在湖南建党,也就有了毛于建党初期在内部地位的不断上升。
  
  足音: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”
  
  毛泽东回忆自己这一时段的心路历程时说:“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,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……不过,当时我还在彷徨,还在‘找出路'。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,很受影响。”
  
  但是,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。李大钊是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“第一人”。作为他的“顶头上司”,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。1918年11月,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《庶民的胜利》的演说,也研学过李大钊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。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“十月革命”和马克思主义。正如1949年3月,他在西柏坡回忆时所说的:“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,吃了不少苦头。还不错,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,就是李大钊同志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……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,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!”
  
  青年毛泽东评价陈独秀
  
  我们对于陈君(独秀),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。陈君所说的,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,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。现在的中国,可谓危险极了……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。中国的四万万人,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。迷信鬼神,迷信物象,迷信运命,迷信强权。全然不认有个人,不认有自己,不认有真理。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。中国名为共和,实则专制,愈弄愈糟,甲仆乙代,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,不晓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。陈君平日所标揭的,就是这两样。他曾说,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,无非是为着“赛因斯”(科学)和“克莫克拉西”(民主)。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,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……陈君之被捕,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,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,使他越发光辉远大。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。就是死了,也不能损及陈君至贤至高精神的毫末。陈君原自说过,出试验室,即入监狱。出监狱,即入试验室。又说,死是不怕的。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。
  
  --摘自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》(原载1919年7月14日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,湖南人民出版社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2008年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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