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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的文字狱经典案例

时间:2017-06-26 责任编辑:84salon 点击:
  文字狱自古就有,但是文网甚密,处刑之重,规模之广,而在封建社会中,清朝文字狱更是空前绝后。在清朝历史上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,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。
  
  什么是文字狱?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。大的像几十本的专着、诗文集,小的则一篇短文、一首诗、一封信,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,不管是自己作的,还是抄别人的,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,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。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,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“特刑庭”,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镇压、钳制思想以巩固封建独裁统治的手段。
  
 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,是康熙时期时的庄廷鑨《明史》案。庄廷鑨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,买来一部《明史》中《列朝诸臣传》稿本。朱国桢的《明史》已刊行于世,《列朝诸臣传》是未刊部分。庄廷鑨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,用自己的名字刊刻。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,对满人有攻击之辞。公元1663年,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。当时庄廷鑨已死,结果被刨棺焚尸。他的弟弟廷钺被杀;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。
  
  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,和吴之荣有私仇,吴之荣就嫁祸给他,说庄书序中所称“旧史朱氏”是指朱佑明,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。此外,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、刻工、列名书中的人等等,有的罢官充军,有的处死,这个案子一共处死七十余人。
  
 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,逮捕、受审、抄家、坐牢,判刑极重,至少是终身监禁,流放边远,充军为奴,大多数是杀头凌迟,已死的人,就开棺戮尸。而且一人得罪,株连甚广,近亲家属,不管是否知情,即使是目不识丁,也一概“从坐”。作者犯了罪,写序、跋、题诗、题签之人都有罪,所有与刻印、买卖、赠送书籍有关的人,也都有罪。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,没有牵连的也犯了“失察”罪。总之,一个案件的罪犯,常常是百十成群。而告发的人,如庄案中的吴之荣,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,竟被起用,一帆风顺,官至右佥都,朱佑明的财产,也都归他所有。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,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。
  
  康熙时期的另一次着名的文字狱是《南山集》狱,又称戴名世狱。戴名世着有《南山集》,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《滇黔纪闻》一书的材料,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,寄以同情,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。公元1711年(康熙五十年),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,结果戴名世被斩。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,牵连三百多人,但康熙帝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,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。
  
 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,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。如汪景祺、查嗣庭、谢济世、陆生枬等人,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,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,下狱处死。
  
 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(文书),着有《西征随笔》。年羹尧获罪以后,《西征随笔》也被扣上“讥讪圣祖,大逆不道”的罪名,汪景祺被处死。
  
 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。隆科多获罪后,查被参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,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,讽刺时事之意。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,说其中“悖乱荒唐、怨诽捏造”之语甚多。查在狱中死去,被戮尸枭首,其子坐死,家属流放。
  
  谢济世曾注《大学》。公元1729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。雍正帝更指出《大学》内“见贤而不能举”两节注文,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。但结果没有处死谢济世,饶他一命,罚他去当苦差,受些折磨,就算很宽大了。
  
  陆生枬写了《通鉴论》十七篇被参,罪名是“非议朝政”。雍正皇帝因为《通鉴论》中对君王专制有所攻击,十分恼怒,大骂陆生枬“狂肆逆恶”,为“天下所不容”,把他杀死。
  
  到了乾隆时,文字狱可以说达到极峰。不仅次数频繁,处罚也极为严酷。篇书行文,稍有不当,即被指摘获罪。
  
  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,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。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。乾隆帝对鄂尔泰、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,权势过大极为忌恨,于是兴起胡中藻狱,借题发挥以打击鄂、张朋党。胡中藻着有《坚磨生诗钞》,乾隆指摘诗中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之句,“加浊字于国号之上,是何肺腑?”诗中“与一世争在丑夷”、“斯文欲被蛮”等句,因有“夷”、“蛮”字样,被指责为诋骂满人。又:“虽然北风好,难用可如何?”“南斗送我南,北斗送我北。南北斗中间,不能一黍阔”等诗,则扣以南北分提,别有用心之罪。结果胡中藻被杀,鄂尔泰撤出贤良祠。
  
  公元1778年,有徐述夔狱。徐述夔着有《一柱楼诗》,其中有“大明天子重相见,且把壶儿搁半边”、“明朝期振翩,一举去清都”等句,徐述夔和儿子怀祖戮尸,孙及校对人都处死。着名诗人沈德潜,因其《咏黑牡丹诗》有“夺朱非正色,异种也称王”之句,也被剖棺戮尸。
  
  公元1779年,又有冯王孙、沈大绶、石卓槐、祝庭铮等狱。冯王孙着有《五经简咏》一书,因其中有“飞龙大人见,亢悔更何年?”之语,说他想反清复明,凌迟处死,子坐死,家属发遣为奴。沈大绶刻《硕果录》、《介寿辞》二书,死后,其子荣英呈首,自称内有悖逆语。结果大绶戮尸,荣英仍被斩决,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,家属发遣为奴。石卓槐着《芥园诗钞》,内有“大道日以没,谁与相维持”等句,凌迟处死,家属发遣为奴。祝庭铮着《续三字经》,内有“发披左,衣冠更。难华夏,遍地僧”等语,开棺戮尸,孙五人坐斩。www.gs5000.cn
  
 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极为频繁,不胜枚举。其中大都是牵强附会,任意解释,其荒谬程度,简直难以想象。如山西王尔扬,为李范作墓志,于“考”字上用一“皇”字,不学无术的地方官见了大惊,认为大逆不道。
  
  他们一方面想争取多搞几个,染红自己的顶子;一方面也确实怕朝廷说他们“失察事小,隐讳事大”,不但丢官,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,所以赶忙上奏朝廷,准备再兴大狱。其实“皇考”意即“先父”,古文里常这样使用,并无悖逆的意思。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,去抓一个乡下的土老头儿,不值得一干。所以把地方官训斥一通,算是了事。
  
 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,清朝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。这一封建专制独裁政治,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沉寂窒息。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,隐伏着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。清王朝由盛至衰,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,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,对朝廷产生巨大离心力的严酷政策,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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